2006年4月5日,星期三(GSM+8 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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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不能忘记的
本报记者 仇健 通讯员 简芽香

  刚刚获得“中国优秀检察官”荣誉称号的宁波市江东区检察院检察长袁培芬写下了一份委托书,委托省检察院将她获得的3000元奖金直接捐赠给了宁波大学生助学基金会。这是袁培芬第几次捐赠自己的奖金,帮助贫困学生,她自己也记不清了。
    
  无数荣誉奖金  她捐给了需要的人
  袁培芬是1996年才调入检察机关工作的,论“检龄”,她算不上是个“老兵”,可她在这条战线上取得的成绩和荣誉却足以让老少检察官都暗生钦佩之情。
  她到江东任检察长3年,就使该院彻底改变了面貌;在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心目中,她成了公正执法的“偶像”;因为她的骄人业绩,她先后获得区“十佳公仆”、宁波市“特级劳动模范”、宁波市“优秀共产党员”、省“优秀女检察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模范检察干部”、“中国优秀检察官”等诸多荣誉称号。
  然而,虽然拿过如此多的荣誉,可一笔笔可观的奖金她却从未自己“享受”。每一次,袁培芬都委托单位把钱捐赠给了有需要的人。
  1995年起,袁培芬连续4届当选为区“十佳公仆”(两年一评)。1999年起,组织上开始对每位获奖者颁发1000元的奖金作为鼓励。可两次颁发的1000元奖金都被她捐赠给了北仑区希望工程。2001年,袁培芬被评为宁波市“特级劳动模范”和区“劳动模范”,分别得到了5000元和2000元奖金,袁培芬把它们分别捐给了北仑区下岗职工困难基金会、一名生病的同事和一名贫困学生。
  在袁培芬看来,荣誉虽然给了她,可功劳并不是她一个人的。袁培芬说:“所有的工作都离不开领导的支持和周围同事的努力,既然荣誉已经给了我,那奖金就无论如何不能再自己拿了。”于是,袁培芬想到了希望工程,并且一捐就是8年。

  一笔特殊奖金  残疾学生重拾信心
  2002年的夏天,获得全国“模范检察干部”荣誉的3个月后,袁培芬意外地接到了省检察院领导的电话,问她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5000元奖金怎么给她。袁培芬说了句“请先放着”,就开始积极寻找这笔钱的去路。
  当天下午,完成了手上的工作,袁培芬就来到了区残联:“最近有没有碰到困难的大学生,或者需要帮助的残疾人啊?”巧的是,残联的工作人员正为小赵的事情发愁呢。
  那一年高考,小赵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高兴之余,自卑、无助的情绪却越发浓烈。因为此前的一次严重触电,小赵的一只手臂被迫截肢。
  如果能安装假肢,小赵就基本能像正常人一样在学校生活了。可安装假肢的1万多元医药费再次让这个贫困的家庭望而却步。
  正当小赵一家愁眉不展时,袁培芬毫无保留地捐出了5000元奖金。加上残联、亲友的资助,小赵成功装上了假肢。
  虽然做了好事,袁培芬却要求残联的工作人员将她捐款的事保密。但残联的工作人员终于没有经住小赵的恳求,说出了袁培芬的身份。就在即将要踏进大学校园的前几天,小赵特地来到检察院,找到了给他帮助和希望的袁阿姨。看着重拾信心的小赵,袁培芬感到分外欣慰,她关怀备至地叮嘱着小赵,一个人在外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

  挽救边缘少年 她母亲般尽心尽力
  或许是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母性的关怀,袁培芬总是特别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早在北仑区检察院任副检察长时,她就在分管的公诉科成立了“青少年维权岗”。2002年底调任至江东区检察院任检察长后,在该院侦查监督科建立了“青少年维权岗”。在她眼里,对青少年的案件要格外慎重,关键不在于定罪判刑,而在于是否能够真正挽救、感化边缘青少年,使他们走回正途。
  2001年初,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对江西籍的小吴申请批准逮捕。可在审查案卷时,细心的袁培芬对小吴的年龄产生了怀疑,如果小吴没有满16周岁,就有可能不构成犯罪。
  正巧,她的一位同事要回江西老家过年,袁培芬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几天后,同事传来消息,经查实,小吴的年龄确实没到16周岁。在电话里,同事只是顺带说了句,小吴的家在非常偏僻的农村,他母亲半身不遂,生活特别困难。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天,袁培芬就赶到了看守所找小吴谈心,并对他进行法制教育。当得知,小吴想回家过年,可又无钱上路时,袁培芬立即托人买了张去江西的火车票。腊月廿八那天,袁培芬亲自把他送到车站,并塞给他200元钱。这时,她发现小吴没有穿袜子,又立马跑去买了两双袜子。含着感激的泪水,小吴踏上了回家过年的火车。
  春节后,袁培芬打算资助小吴继续上学,但未能如愿。之后,她在宁波帮小吴找到了一份工作,让他边工作、边学技术。从此,小吴真正走上了人生的正道。

  10年执着资助 改变5个孩子命运
  在检察官的岗位上,袁培芬深知,通过“青少年维权岗”来维护青少年的权益,毕竟还是很有限的。她决定,将这项工作向外延伸。
  这还得从10年前资助另一个孩子说起。1996年的一个秋日,袁培芬和几个同事来到宁波北仑区最偏僻的一个乡镇。在当地学校的介绍下,袁培芬走进了男孩小强残缺的家庭和简陋的矮房子里。袁培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当场决定和小强结对,资助他读书。
  第二年,袁培芬再次来到这个乡镇,遇见了张辉。袁培芬说,张辉的成绩非常优秀,可因为家庭的缘故,显得比同龄人忧郁和内向,很少主动和她交谈。除了资助,她常常到张辉家里,看望他的爷爷奶奶,和他谈心。
  久而久之,张辉的话变得越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好,还考上了重点大学。而袁培芬对他的资助也从未间断,从最早时的每学期几百元,到如今的一年5000元。
  现在,每当袁培芬看到办公桌台板下压着的、张辉在北京天安门前的留影,总会由衷地微笑起来。
  10年来,袁培芬在这个偏远乡镇,先后资助了5名学生,分别帮他们完成了初中、高中和中专的学业。除了张辉仍然在读大学外,其他的4个孩子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对于袁培芬来说,最高兴的不是自己有了什么享受,而是这些孩子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或是传来了喜人的消息,因为“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只有他们好,未来才有希望”。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袁培芬捐赠奖金的时候很大方,资助贫困学生的时候很豪爽,她的个人生活却非常简朴。采访中,袁培芬的不少同事都告诉记者,在常人眼里,他们的检察长是一个很不善待自己的人。她在北仑的房改房至今仍是毛坯房,去过她家的同事都说,她的家“一眼望去空晃晃的”。调到江东区检察院后,不方便每天回家,她就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间40平方米的房子,每天走路上下班。
  她的衣着非常朴素,从来不穿名牌,很多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对于吃,她也不讲究。她从不接受人家的宴请,平时的伙食总是在单位食堂解决,就连晚餐也不例外。食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单位的食堂不供应晚餐,袁培芬和一些同事就自掏腰包买菜,每次拿出100元钱,用完了再交。在食堂的记账簿上,记者发现袁培芬几乎天天都在食堂吃晚饭,费用从不超过10元钱。